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只身负笈来到远离家乡的南方大陆，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使肩负着的父母寄望感觉格外沉重，他所面对的是新一代少年人的苦难。要战胜孤独，耐得寂寞，在激烈的竞争中拼搏成长，早早学会自律自重自珍。他来澳二年半，在校风堂皇的国际楷模学校完成高中学业，以南半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震动维省教育界，使各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办公室，竞相录取，他为自己铺就了梦想之路，为中国学子争得了让人敬慕的成绩，几个月后，他将从澳洲到英国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他的名字叫张征，是一个来自中国河南省的孩子。

第四代的骄傲

──　记楷模国际学校华裔学生张征

　　中国人喜欢用改朝换代来形容变革，古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不仅是指“才人”，也是强调“才人”出现的“代”。今人同样用“代”来说明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新的变革，甚至仅仅是一种“团队状况”。比如：“第二代电脑”、“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第五代导演”。
　　曾经有人将满清时代的容闳（1828－1912，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留学美国，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西学东渐记》等书的作者）归为第一代留学生，将当年出洋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类留学生为第二代，而将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奔赴欧美的各种留学生统称为第三代留学生。
　　在20世纪末的今天，第四代出现了。
马上就对这一代做出条分缕析的评价为时过早，这一代还没有任何建树，不被任何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界定，也不被大众传媒重视关心。台湾或大陆的报纸偶尔会有一条消息报道某位孤身留学欧美的孩童因吸毒过量死亡；洛杉矶晚报某日也登载一条消息：该市今年中学会考第一名是由来自台湾的华裔学生获得。

　　马上就对这一代做出条分缕析的评价为时过早，这一代还没有任何建树，不被任何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界定，也不被大众传媒重视关心。台湾或大陆的报纸偶尔会有一条消息报道某位孤身留学欧美的孩童因吸毒过量死亡；洛杉矶晚报某日也登载一条消息：该市今年中学会考第一名是由来自台湾的华裔学生获得。
　　没有人会将这一年龄层次的中国留学生去从“新一代”的角度做整体的观照和类别。
实际上，悄无声息地，如今像张征一样的“华裔小留学生”在全世界亦有几万了。张征的故事，尽管还不具有统计上的意义，但其代表作用应该是已见端倪了。我站在“第三代”的边沿，怎么看，都会发觉“第四代”和前“三代”的明显差异：他们出生于“文革”后；他们不经过本人对学校的选择，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某一早晨，被父母从被窝里唤起，上了飞机；他们都是读中学的，而不是来海外直接读大学；他们和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有许多官费生不同，他们几乎清一色自费（港、台留学生一样）；不仅如此，他们中许多人也不知道打工；前人所谓报国之心，早已一代不如一代，到了他们“这一代”，国家只是一个“家乡”的概念，出生的那个“地方”而已，国际化、世界经济、网络、GLOBALIZATION，才他们嘴上常说的。我在采访维多利亚省今年高中会考（VCE）状元华裔学生陈烨时，听到这句话，在采访张征时，再次听到这话。他们是“目标远大”的一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相隔几十年，但“第三代”和“第四代”恍如昨天。是世纪末地球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通讯业的发达，电脑、英特网的飞速发展，促成了这条“代沟”。尽管他们受惠于改革开放，经济上依赖属于“第三代”的父母，但他们更属于一种变革，是全新的一代。
      张征是这一代中的一个佼佼者。

一. 糖罐里的乖孩子

　　张征说他是糖罐里长大的孩子。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出生在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由于那时中国早已开始控制人口，实行“一胎制”，所以，他出生后，全家人围着他转。中国称这一代人为“抱大的一代”、“小皇帝”。对他们而言，整个社会的宣传是负面的，但几乎每个家庭都对这种溺爱熟视无睹。“文革”开始后，父母都曾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母中学都没读完，就被赶去农村。在河南一个叫光山县的地方插队。光山县是河南当时最穷的县，也是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中人死得最多的地方。张征出国前，父母带他去了二次光山县，那虽然是父母认识并相爱的地方，但全家三人去那地方纯粹是忆苦思甜，更多的是为了让小张征知道，就在同一省份，穷的人有多穷。今日的张征依然记得，那已经是1993年的时候，房子依然是土坯垒起，村里仍然有不少人家全家只有二条裤子，出门的人轮着穿。村里的孩子读书之难就不用提了。那次光山游给张征印象深刻，使他知道一样的年龄，并不都是泡在糖水里的，也体会到，因上山下乡而失去读书最佳时间的父母的一片苦心。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张征的父母本该都是出色的读书人，父母本来都生活在书香气息浓厚的家庭中，张征的爷爷曾是河南省最大的纺织机械厂的厂长。母亲家庭中，学有所长，功成名就的人掰手指都数不过来。尽管上山下乡，失去读书机会，但父母在回城后，依然边工作边自学，先后读完电视大学中文系和企业管理系。也许是痛惜自己的青春，也许对独生儿子的疼爱，父母对他关照最多的是学习，小张征并不认为自己曾受到“溺爱”。从小学一年级识字开始，他就在母亲指导下写日记，背唐诗。因为他小学的根基好，使他在中学成绩突出，他读的是河南省实验中学，那是省里的重点中学。第一年他就得了省优秀三好学生奖状，年底时，他参加河南省友好使节访问团，访问日本。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因为他太小，路程安排太紧，走马观花地跑，使他至今想不起多少有关日本的事情，难熬的只是对家的思念。去日本前，母亲往他口袋放了50元人民币备用。回中国后，在上海转火车时停留半天，他用这半天时间去淮海路帮妈妈买了一件真丝T恤衫。虽然那时他的个头才比柜台高那么一点儿，但他把钱递上去时，心里充满了欢乐。因为没有钱买食品，他饿了一天一夜熬到郑州，在火车站见到妈妈时，他已经饿得站不起来了。
　　因为母亲的辅导，张征从小喜欢写作，一九九三年“海峡两地书”征文比赛，他得了三等奖。那年全国中学生“100个世界”作文大赛，他得了一等奖。1995年他参与了河南省语文电视教育片的摄制。在学习期间，他最得意是他任社长的“飞马文学社”，那是河南省的学校中的第一个文学社，那时没有电脑甚至没有一台打字机，所有作品都是“手抄本”，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抄呀、排呀，然后一本一本地发送呀，那种感觉真比得奖还令人兴奋。
　　到了考试时期，一家三口都要争桌子，台灯总要亮到深夜。如今身在国外，累极了时，张征也想松弛一下，可是一想到记忆中的那盏台灯，就仿佛看到那两个劳累了一天的身影，于是又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回想起来，父母长辈本身的那种自觉拼搏才是对自己的最大鞭策。

二. 孤独的海外游子

　　“知子莫如父母”。也许张征父母特别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也许荒废了青春的那段“土插队”日子使他们有了太多的遗憾，尽管小张征已经成为同学和地区中佼佼者，父母依然决定将宝贝儿子送出国留学。
　　张征一开始死活不想离开父母。他依稀记得父亲和其他亲戚解释，批评当时的教育制度，认为“高分低能”的现象严重，孩子的潜力得不到发挥等等。但父母肯将他这个独生子送到海外，心肠之硬，实在使他不明白。“我不去国外”，他多次和父母说，“一拿到护照，我想把它撕掉。”他曾任性地表示。
　　但一个孩子是拗不过父母的。他最后还是告别了家乡。
　　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同样北半球的奥地利，因为还有一个亲戚在那儿，多少有些照顾。“第四代”留学生因为年龄小，他们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父母因为担忧孩子安全，只是选一个国家而已，而哪个国家有九里十八拐的亲戚，就往哪儿送。奥地利是个美丽的国家，其音乐教育的著名也使喜欢钢琴的张征动心。但那签证太难了。也许张征太小；也许父母家庭经济实力不过硬，经济担保信用不够，横察坚审，半年过去了，仍然不见签证。于是全家商定改走南半球，换成澳大利亚。首先联系的是昆士兰洲的一所中学，幸运地签证很快拿到了。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契机，就成为一个十字路口。香港转机时，碰到了一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的楷模国际学校（THE KILMORE INTERNATIONAL SCHOOL）的代理人。只有一顿饭的时间，他和父亲均被说动了。事实证明，那次改动，正是他人生的又一个重要关口。在缺少指路灯的乡野十字路，小小的一点启示往往会决定漫长的旅程。
　　飞机停在墨尔本国际机场。张征前往维多利亚省的楷模国际学校报到了。
　　如果张征的目的是昆士兰省的话，他将参加昆士兰的高中会考HSC，（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如果飞机是在悉尼降落的话，他三年后拿的是纽省的（HSC）会考成绩；如果虽然他在墨尔本下机，但不去楷模国际学校读书的话，他毕业证书将是VCE（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ACATION），这二种会考成绩全澳大利亚承认。每年98%以上的澳洲学生听从这种传统的安排。但仍有2%的学生不进入这种会考体系，他们参加的是IB考试，楷模中学就是维多利亚省一所唯一采用IB考试制度的学校。
　　一说起VCE或HSC，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耳熟能详，课程安排、考试方式、各大学或社会认可的分数等级了如指掌，但对IB，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IB全称是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是全球性的高中考试。不仅不同于澳洲各省的会考，也有别于英国、新加坡的GCE A-LEVEL，美国的SAT，每年三万多名学生从超过90个国家的770所顶尖高中（中国目前没有对普通百姓开放）参加试题统一的一次大考试。所有试题均由瑞士日内瓦总部与英国威尔士考试总部统一出题，并且由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2100个资深IB指定评卷老师，评定考试成绩。
　　目前的IB考试大纲中列有60个学科，其中35种语言。每位IB考生需选择三门主修课和三门副修课，每门课满分为7分，另外每位学生要交一篇自选题目的论文（2分）和完成CAS（CREATIVITY ，ACTION，SERVICE）及二篇TOK（THEORY　OF　KNOWLEDGE）哲学论文（1分），总共加起来，IB的最高部分为45分，得24分以上的考生可以获得IB的DIPLOMA，毕业证书（相当于VCE证书）。
　　很难简单地评说二种考试制度的优劣高低。就好比维省的VCE的成功，早已在本地人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至少IB取代它的可能性暂时还没有。但由于IB毕业文凭的毕业考试出卷和评卷全世界统一，IB学生的学术水准因此也较统一，毕业文凭被视为全球最高水平。各著名学府的认可，也给予IB学生诸多优惠，这是各国各自发行的高中文凭所不及的。
　　张征父母看中的是IB的国际性。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IB相对更国际化，更多一条通向世界的路。他们省吃俭用多年，在爱子身上倾注不仅是心血、积蓄，还有他们年轻时未曾实现的梦想。他们要的就是“国际”。
　　楷模国际学校符合这对夫妇的愿望。楷模觅到了一个好学生。今日的楷模在亚洲各城市的招生展览中，人们都会看到张征的彩色大照片，离校的张征仍在为母校作广告宣传。而张征也找到一个好学校，一座通向世界的桥。

三. 走上一条单行道

　　也许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和诱惑，楷模国际中学的校址建在墨尔本北郊五十公里处，是一所男女兼收的住宿学校。（澳洲大多数私校男女校分开）
学生一律住校。7－10年级（初一至高一的课程都是为IB课程所设计的预备课程。）学校除了为学生安排密集的英语课程之外，并主要为学生加强较弱的学科。值得骄傲的是海外学生在该特殊的教学法帮助下，不需要先进入语言学校强化英文，就可直接进入适合的年级入读，最使张征受益的就是这一条。出国前，张征不会讲英语。国内学的那点英语口语，等于白学。报到的那天，见了老师，他还是用手势打比划才交流起来。
老师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是第一位从大陆来楷模的学生。在二年多时间里，边他自己都怀疑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毕业生。张征很明白，他走的是一条单行道。他别无选择，只要前面是条路，哪怕羊肠小道，他都只能一鼓气往前走。
　　但张征出国后，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失望。他知道自己小学、初中的水准一点不比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差。
　　这种时候，最能体现所谓人的素质，遗传基因、家教学养、毅力体魄都经受了一次考核。实践证明，张征是顶尖的，他用二年半的时间证明：用“抱大的一代”、“小皇帝”等称呼他们这一整代人，至少是不完全的。
　　楷模有许多台湾和香港来的学生，他们大都有中产阶级背景，除了经济优裕之外，他们相对见多识广，文化水准较为整齐。前几届楷模中学IB考试得高分的（超过40分）就有不少香港学生和台湾学生，他们回到香港也能进入顶尖的港大、科大。
　　有不懂的地方，张征谦虚地向台湾、香港学生请教，大家说国语，交流当然方便些。但英语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几个月后，他的英语仍然落后全班。英文不好，对其他功课影响极大，特别是文科类，如经济、历史科目，听不懂你还能回答问题么？
　　楷模国际中学强调培养学生能力，如果仍是如中国中学那种对付课本和老师的教育，张征相信一定容易对付，但楷模要求的是论文。写一篇论文至少要找四、五本书作参考。总不能隔几分钟去向人问一下吧。很多次，张征想回国了。在大陆读书，死记硬背多一些，但他总是比别人好，如今那种优越感　毫无踪影。好在不像中国学校那样，老师评分排名次，否则，张征心想，他也许就是最后那一位了。
　　爸爸妈妈很远，但他们知道这种时候儿子会碰到什么，知道如何帮助他。父母寄来了许多书，其中有描写留学生在海外奋斗的报告文学。小张征读后很感动，他知道他碰到的困难，在他前面许多人都碰到了。许多前辈留学生因为经济问题，处境远比他窘迫。他记得最清楚是湖南去美国的王洛勇，因为英文不会说，波士顿大学最后将他除名，但这位穷学生，靠着用一颗小鹅卵石放在嘴里练发音的不懈努力，最后成为百老汇歌舞台上的男主角。张征很快明白，比起人生中的很多挫折，英文不是一道鬼门关，说到底是心理关。
　　他抓紧每一分钟学英文，吃饭、睡觉、上厕所。不仅向老师学，同学学，还主动和任何一个英文比他好的人学。厨师、宿舍管理员、司机，哪怕仅仅问一句话，他也不错过。每一次开口时，尽管心中如一只小兔子在跳，但脑中却在下命令，“大声一些，再大声一些”。在上学下学的路上，他几乎是边走边喊。上床前，他又阅读和背诵前人的演讲稿，如肯尼迪的就职演讲、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一年后，世界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扶轮社在KILMORE区召开集会，张征代表学校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的效果很好。没有一个听众会想到，仅仅一年前，这位演讲者才开始学英文。楷模的学生来自全世界，所以楷模的生活犹如“小联合国”，学生能知道各国的风俗，交谈热烈，晚自休当中的小憩时间，人称“泡面时间”，张征更是边嚼速泡面，边和人聊天，学英文。
　　人生有多少天？张征算过了，才二万多天。他说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如何去珍惜每一天。他认为出国读书的选择是对的，让他面对一种全新的挑战。仅就机会而言，不是每一个想要的孩子就可获得的。
　　要是用拼命苦读来形容张征的留学生活，说他也像过去书上说的一样，类似于“头悬梁，锥刺股”，那就错了。张征没有古人的那种觉悟，张征玩得不比任何一个同学少，他喜欢足球，而在橄榄球游行的澳洲，要每周在电视上看一次足球也不是易事，但这个曼联球队的拥护者，很少错过机会。高尔夫球，他也玩得不比别人差，滑雪、骑马，他样样玩过，而且精。他告诉我，有一次，去雪山滑雪，他第一天还不会滑，在初学者区，但第二天，几个同学把他“骗”到陡坡速滑区，让他自己下山，“真险，要不是抱住一棵树，我摔下悬崖了”。今天回忆那次险情，他仍然有些后怕，“我是光着脚，提着雪撬回营地的。”他说，“那次经历之后，第三天我就进速滑区，还成了滑雪老手，就人生而言，那次之后我也觉得我长大了。”
但在心灵上，他仍然是个孩子。拿起电话想到两鬓开始发白的父母，他就想哭。“父母的奋发一定比同龄人多，其中一半为了工作，一半为了我。”中秋节他总是找个角落，一边看着圆圆的月亮，一边给父母打电话。有一年父亲在香港出差，母亲一个人在郑州，于是三个人在三个地方，通过电话诉衷情，结果，话筒里一片哽咽抽泣，三人都哭了。
　　张征认为假期最难过了。如果不到父母身边的话，他就感到难熬。他羡慕台湾、香港同学那份潇洒，惊叹那份“无家可归的欢乐”。他们可以三年不回家，假期就带上背包去海边，去中部。有一个台湾孩子，一年打回家的电话费才不到一块澳元。“我做不到，我相信中国来的孩子都做不到。”出来前，张征离开父母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半个月，如今一下分开在两个半球了。
一年后，张征的功课就不再成为老师和他头疼的事。好像“墨尔本杯”赛中的一个常见景象：半场过后，或临近终点时，一匹后劲十足的靓马，不负众望，在电视的聚焦点上，在数百万甚至数千万观众的期待中追了上来了。

四. IB考试中的佼佼者

　　全世界加入IB考试体系的学生，都如临大敌地对待每年仅二次的IB大考。
张征最后的总分成绩是44分，离满分（45分）只差一分，不仅破了学校的记录，也是98年南半球仅有的9个同样高分学生之一。
外国第一语言中，张征选的是中文，这不仅因为他从中国来，有初中的根底，更因为他热爱中文，认为这个“外语”对他的一生都将起决定作用。
但外国的中文要比大陆的中文“难”多了。平时上课就是写作，写评论。大陆中学里，大学里的那么多考题，到了海外都变了问答题和评论题。考试这东西，到了外国就是花样繁多，但绝不是如中国的考试，把学生往“死”里考。
　　中文考试分三部份，口试占30%。如在《红楼梦》一书中挑四十行文字，评论15分钟。所有过程由几位老师监督，录音带录下，最后由海外专门指定的IB老师评分。
　　楷模国际中学的中文和美术教师是洪丕森先生。洪丕森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任教于苏州工艺美术学院，是著名作家洪丕漠、洪丕柱的弟弟。他长于中文，又以画家闻名于澳洲。作品在中、日、韩、新加坡、意大利、澳大利亚多次展出，并为许多国家艺术馆收藏。他擅长油画、水彩、水粉、装饰画、中国画和中国书法。发表了大量的中西美术文章评论，也是最早获澳大利亚奖学金来澳学习现代装潢艺术的中国艺术家。洪丕森绘画热衷研究中西结合的画风。同样在中文教学上，特别是论文写作辅导中，他也主张方法上强调差异，理解上求同存异，教学上中西互补的教学观念。洪老师为人谦虚，忌讳沽名钓誉，澳洲美术界一些华人称其为“画坛隐士”。55岁的洪丕森受聘于国际楷模学校多年，一边教中文，一边兼职教美术，同时又攻读硕士学位。张征每天晚自修至深夜，总能看到洪老帅卧室亮着的那盏台灯。他不仅从洪老师那儿学到写作技巧，学到洪老师为人处世的作风，同时背景相近的二代人亦在楷模校园中相互鼓舞，奋进。
　　洪老师不仅在绘画上把中国画和西洋画揉和在一起，创造一种崭新的画风，同时在中文教学上，他也能因材施教，用西方实用的教育方法去理解和表现东方浓厚的文学艺术。每次听洪老师课，张征总听得津津有味。洪老师的师范底子毕竟扎实，从来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因为洪老师说了，“你不理解，死记硬背又有什么用？”学校里，张征和洪老师关系最好，不仅因为同是来自中国大陆，更重要的是两人对母国的历史文化教育的理解。心有灵犀一点通，有这样好的中文老师在身边，张征中文学习受益不浅。
　　张征那天口试时选的是曹禺的名剧《雷雨》结尾，繁漪和周卫、周萍的那段冲突。那15分钟讲述他表现从容不迫，他太熟悉那幕戏的背景和人物心理了。考试结束后，考官们微笑着告诉，最后的分数要等录音带寄到耶路撒冷大学，由那儿的一位汉学家评审后才知道。但张征心中已感到十分踏实。
除了口试占30%之外，中文笔试也占20%，因为IB比较强调国际性，笔试的内容规定是自选二篇世界文学写评论。
　　张征的第一篇论文是《评＜战地春梦＞中的雨》。通过分析海明威的世界观尤其是对战争的看法，他总结出“雨”是迷惘和悲观的聚合物，既是作者宿命论观点的代言人，更是控诉和抗议战争的武器。“雨”构成和突出了美学意义上的舞台背景，表达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内涵。
　　张征告诉我，写完这篇评论，对他看海明威的其他作品，有极大的帮助。再去看海明威作品的电影时，就很容易领会导演的一些手法和用心。张征的这篇评论发表在墨尔本中文周报《大洋报》上。世界文学科目的另一篇评论是《从梦的错乱碎片看扭曲崩溃的人性——试析＜推销员之死＞与＜欲望号街车＞中威利和布兰奇的精神＝世界。显然，这题目对海峡两岸普通中学生来说也非易事。张征也认为评现代派的戏剧难度要超过小说和电影，他不认为自己写得很满意，何况这二部戏剧是亚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合作。但这篇文章花去了张征很多时间和精力，有很长一段时间，文章的景象也出现在他自己的梦中。
　　中文考试的余下50%分数是当场笔试完成，一共四小时。前二小时的考卷上印一篇评论，或者一篇散文，甚至公一首诗，要学生安下心来一篇评论，字数不限。目的是检阅学生的分析、表达能力；后二小时则采用西方教育中常见的比较学方法。张征碰到的题目是《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张征沉稳地应答。中文作为张征的外国语，为他拿了第一个满分（7分）。
　　英文考试是最重要的一门。中学毕业的英文考试，绝对不会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考试。张征构思口试文章时就知道这一点，1998年澳洲社会最大的话题就是由昆士兰省一位女议员波琳•韩珊为首“一个民主党”（ONE NATION PARTY）,所挑起的各族歧视逆流。当时，“一个民主党”从乡村包围城市，在昆省选举大胜后，又在纽省取得了11%的支持率。澳洲朝野哗然，沉寂多年的“白澳主义”和一些种族主义分子卷土重来，许多移民特别是亚裔移民忧心忡忡。学校里的IB联络官NAIDOO南度是南非黑人，因为受不了种族歧视迫害，才带着孩子来到澳洲。张征也为南度的故事震动。张征选择这个题材，在毕业大考的考试中予以迎头痛击。他认为这种机会本来不多，既然碰上就不该错过或者绕过去，既可锻炼自己的英文技巧，也可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
　　首先，他从民权俯视马丁•路得金的著名宣言的第一名：“我有一个梦想──”开头，讲到今日，马丁•路得金被暗杀40年后，移民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世纪末的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为什么种族主义会有回潮？正好那时澳洲的电视和美国CNN有线台在播放对三个白人的审判：他们曾将一个搭车的黑人，拖在车后“分尸”。张征将这一材料拿来举例，作旁证。
其次，他谈到许多被歧视的人在被歧视时，也在歧视别人。他毫不违言提到一些黄种人对黑种人的歧视，并说明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在被人歧视时，也在歧视自己，张征呼吁每一地方，每一阶层，每一种族的人都要从地球村的角度，从自己的长远利益去反对种族歧视。最后张征用路德教一位教父的话结尾：“杀到我本人时，已经没有人可以帮我了。”
　　英文考试张征也得了满分（7分），整个考试，材料丰富，旁征博引，犹如在演讲一篇时事檄文，而不象一篇考试作文了，这样的文章能不得高分吗？
地理科的那七分也不容易，一共要写5篇论文。当然这种文章强调的是数据。其中有一篇是分析墨尔本市中心的规划布局是否合理，他为这一篇文章搭火车去墨尔本三次，站在几个路口，用计数器检查车流量，辅导老师认为他测出的SPENCER STREET和FLINDERS STREET车流超负荷的结论对墨尔本正在规划建造中的DOCKLAND科技城有参考价值。
　　另一篇是调查BOURKE STREET楼价和楼高的关系。他选这个题目是因为通过这条墨尔本最热闹的马路（集中了市中心三家电影院和十多家咖啡馆，四十多家著名商店），他可以了解现代城市楼价和地价的一些规律。调查结果和西方城市的房产规律吻合：地皮最贵的地段，楼层最高。
地理科张征也拿了满分。
　　其他科目如数学、环境等，他都得满分或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张征的毕业论文，虽然这是6个科目之外的考试，只占2分，但张征抱着每分必得的信心去争取，他选用中文去对付这门考试，论文题目是《李煜后期词中的思想感情之“真”》，为了节省篇幅，或减少词不达意的评述，笔者仅在此摘录论文的《前言》中的一段：
笔者自小喜欢诗词，对李煜后期词尤为钟情。日久发现有此同好者，不论学界前辈还是同学少年，实为不少。出国留学两载来，恒以李词相伴。每有感情变迁，辄以其词排遣，常感“于我心有戚戚焉。”为之联想到一系列问题：是什么使李词有如此之高的艺术价值？为什么其作品流传千年，仍能使读者产生无尽的共鸣？为什么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不同，生活际遇、意识形态不同的历代人，不少都曾爱好与传颂他的词篇？那个使李煜高立于词家之林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文学评论上关于人性有无之争，笔者学历与尚浅，无法对此深究，但笔者深感，如果人类有某种共同感情的话，李煜词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种感情，才使它深受爱戴，历久弥新。
　　张征在评论作为词人的绝笔之作《浪淘沙》时写道：
词中水流失矣，落花尽矣，春归去矣，而人亦不敌断肠之愁，摧心之哀，行将去矣。词人自唱挽歌，血泪尽而心力瘁，可以说是用生命的代价而凝铸成的血书。正因如此，他的词格便升华、崇高了。我们探求的、欣赏的、感动的，便不只限于词章，而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一种可贵的文学人生精神了。
论文分前言、李煜的生平、李煜后期词中思想感情之“真”、李煜后期词中艺术表现之“真”、对李煜词的若干思考、小结，全文5千多字，分门别类，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突出李煜词由于感情真挚、艺术高超而使个人的悲愁引起今人古人所共有的若干感情共鸣，如伤今怀往、家国之思、生命短暂、人生常恨等。在洪老师指导下，张征这篇文章不失为一篇用中文写中国人的IB考试范文。

五. 总是上台领奖的中国人

　　今日的张征硕果累累。他已经5次获楷模国际学校校长特别奖，三次获学习全优特别奖，97年他得到爱丁堡公爵银质奖章。98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公务到访楷模区，张征和校长二人作为学校代表会见了总理。1998年楷模国际学校毕业典礼上，他获得了成绩最优异奖。因为他的IB考试成绩总分高达44分，在南半球排名第一。
同时，张征还获得ECIS（欧洲国际学校联盟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国际理解奖）。二年中，这个叫BRYAN的中国人名字还经常见于当地的《自由报》。
　　是选择大学的时候了。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牛津、剑桥，澳洲的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都曾是张征考虑的学校，最后，学校中IB联络官南度先生（NAIDOO）的建议给了他许多启发，他决定报读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CE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一般英文简写为LSE，中文叫伦敦经济学院。
　　由于IB学制严格性，教育水准的高难度，所以，IB的成绩一直被公认为世界预科（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的最高水平。所有一流的大学均公开他们接受IB学生的分数。如牛津和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耶鲁均要求入学分数在36－40。
　　LSE是属于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一所学院。目前在全英大学1998年综合排行榜中名列第三，仅次于牛津和剑桥大学，是一所以社会科学誉满全球的著名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经济学（ECONOMICS）来说，在全英排名第一，在欧洲亦是如此，同时和哈佛商学院一样是世界六大经济研究中心之一，在其教职员在有五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奖。从建校104年来（自1895年），共有23位毕业生聘任首相、总理或各大银行行长。目前，30位现任英国上议院议员，31位现任下议员也毕业于该校。另外包括前港督卫奕信、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最近因量子基金和亚洲金融风暴而举世闻名的索洛斯等人都毕业于该校。
　　张征清楚地记得决定申请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后，办证明，联系推荐信，直到了10月12日下午5点钟才停妥，一算时间，寄到伦敦特快专件也要三天，而10月15日报名就截止了。当时邮局已关门，张征总是碰到好人，NAIDOO夫妇果断决定亲自送机场，走在飞机起飞前交到机场特别处理部。那天正巧天下着大雨，而那天如果不超速开车是来不及的，看着雨中驶出的汽车，张征眼眶湿润了。
　　12月8日，学院邮件来了，是“有条件录取书”。1月4日，全部成绩出来了。大学的回复很快：提前给予“无条件录取”。
　　入学时间是10月份。一贯珍惜时间的张征又在墨尔本大学报了商科，读半年课程。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收到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纽省大学、美国费城大学、希腊和柏林大学等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真是国际化的文凭，换来国际化的硕果。
　　四月的墨尔本，秋高气爽。绿茵茵的草地上，洒满了中国榆树的黄叶。雅拉河面上赛艇如梭，在中央火车旁的咖啡店里，张征忙里偷闲，和我一起喝咖啡。面对自己的初战告捷（张征将自己获得高分，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认为是第一个战役），他现在非常感谢父母，“当年硬着心肠，倾全部积蓄，甚至不惜举债，送我读书，父母是最伟大的。我相信他们当时心里也不好受。”张征回忆说，1988年，父母和他去杭州旅游，因为节省钱，白天三人珍惜每一分钟，沉湎在西湖的迷人风景中，可晚上三人挤在又脏又小的旅店里，睡的是统铺（十几人一排地睡）。想到那次杭州游，张征告诉我：“怎么报答父母都是不够的，我有一个愿望，不久的一天，用我赚来的钱，带上父母一起，环游世界。”临别时，张征告诉我，“去伦敦读书前，我要回一次中国。看望父母，看望奶奶、外公外婆。在英国读书时，我希望能找一分能学到知识的工作，自食其力，养活自己。”
　　在谈到大学之后的未来时，张征沉思了一下，“我想我学成之后会回中国去，那并不是以前别人说的报效祖国，因为那儿有太多的机遇和挑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可做，我想我一定会更努力的。”
　　站在这样的孩子面前，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第四代，放射着希望光芒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