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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只身負笈來到遠離家鄉的南方大陸，陌生的環境、陌生的語言，使肩負著的父母寄望感覺格外沉重，他所面對的是新一代少年人的苦難。要戰勝孤獨，耐得寂寞，在激烈的競爭中拼搏成長，早早學會自律自重自珍。他來澳二年半，在校風堂皇的國際楷模學校完成高中學業，以南半球第一名的優異成績，震動維省教育界，使各國名牌大學的招生辦公室，競相錄取，他為自己鋪就了夢想之路，為中國學子爭得了讓人敬慕的成績，幾個月後，他將從澳洲到英國世界一流的大學深造，他的名字叫張征，是一個來自中國河南省的孩子。
第四代的驕傲
── 記楷模國際學校華裔學生張征
 中國人喜歡用改朝換代來形容變革，古人說：“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僅是指“才人”，也是強調“才人”出現的“代”。今人同樣用“代”來說明一種理念、一種精神、一種新的變革，甚至僅僅是一種“團隊狀況”。比如：“第二代電腦”、“黨和國家第三代領導人”、“第五代導演”。
曾經有人將滿清時代的容閎（1828－1912，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留學美國，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西學東漸記》等書的作者）歸為第一代留學生，將當年出洋的周恩來、鄧小平等一類留學生為第二代，而將改革開放後，國門開啟，奔赴歐美的各種留學生統稱為第三代留學生。
在20世紀末的今天，第四代出現了。
馬上就對這一代做出條分縷析的評價為時過早，這一代還沒有任何建樹，不被任何一位有影響的教育家界定，也不被大眾傳媒重視關心。台灣或大陸的報紙偶爾會有一條訊息報道某位孤身留學歐美的孩童因吸毒過量死亡；洛杉磯晚報某日也登載一條訊息：該市今年中學會考第一名是由來自台灣的華裔學生獲得。
馬上就對這一代做出條分縷析的評價為時過早，這一代還沒有任何建樹，不被任何一位有影響的教育家界定，也不被大眾傳媒重視關心。台灣或大陸的報紙偶爾會有一條訊息報道某位孤身留學歐美的孩童因吸毒過量死亡；洛杉磯晚報某日也登載一條訊息：該市今年中學會考第一名是由來自台灣的華裔學生獲得。
沒有人會將這一年齡層次的中國留學生去從“新一代”的角度做整體的觀照和類別。
實際上，悄無聲息地，如今像張征一樣的“華裔小留學生”在全世界亦有幾萬了。張征的故事，儘管還不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但其代表作用應該是已見端倪了。
我站在“第三代”的邊沿，怎麼看，都會發覺“第四代”和前“三代”的明顯差異：他們出生於“文革”後；他們不經過本人對學校的選擇，甚至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在某一早晨，被父母從被窩裡喚起，上了飛機；他們都是讀中學的，而不是來海外直接讀大學；他們和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有許多官費生不同，他們幾乎清一色自費（港、台留學生一樣）；不僅如此，他們中許多人也不知道打工；前人所謂報國之心，早已一代不如一代，到了他們“這一代”，國家只是一個“家鄉”的概念，出生的那個“地方”而已，國際化、世界經濟、網路、GLOBALIZATION，才他們嘴上常說的。我在採訪維多利亞省今年高中會考（VCE）狀元華裔學生陳燁時，聽到這句話，在採訪張征時，再次聽到這話。他們是“目的遠大”的一輩。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相隔幾十年，但“第三代”和“第四代”恍如昨天。是世紀末地球的國際化、是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通訊業的發達，電腦、英特網的飛速發展，促成了這條“代溝”。儘管他們受惠於改革開放，經濟上依賴屬於“第三代”的父母，但他們更屬於一種變革，是全新的一代。
張征是這一代中的一個佼佼者。
一. 糖罐裡的乖孩子
張征說他是糖罐里長大的孩子。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出生在中國河南省鄭州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由於那時中國早已開始控制人口，實行“一胎製”，所以，他出生後，全家人圍著他轉。中國稱這一代人為“抱大的一代”、“小皇帝”。對他們而言，整個社會的宣傳是負面的，但幾乎每個家庭都對這種溺愛熟視無睹。“文革”開始後，父母都曾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父母中學都沒讀完，就被趕去農村。在河南一個叫光山縣的地方插隊。光山縣是河南當時最窮的縣，也是六十年代初大饑荒中人死得最多的地方。張征出國前，父母帶他去了二次光山縣，那雖然是父母認識並相愛的地方，但全家三人去那地方純粹是憶苦思甜，更多的是為了讓小張征知道，就在同一省份，窮的人有多窮。今日的張征依然記得，那已經是1993年的時候，房子依然是土坯壘起，村裡仍然有不少人家全家只有二條褲子，出門的人輪著穿。村裡的孩子讀書之難就不用提了。那次光山遊給張征印象深刻，使他知道一樣的年齡，並不都是泡在糖水裡的，也體會到，因上山下鄉而失去讀書最佳時間的父母的一片苦心。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張征的父母本該都是出色的讀書人，父母本來都生活在書香氣息濃厚的家庭中，張征的爺爺曾是河南省最大的紡織機械廠的廠長。母親家庭中，學有所長，功成名就的人掰手指都數不過來。儘管上山下鄉，失去讀書機會，但父母在回城後，依然邊工作邊自學，先後讀完電視大學中文系和企業管理系。也許是痛惜自己的青春，也許對獨生兒子的疼愛，父母對他關照最多的是學習，小張征並不認為自己曾受到“溺愛”。從小學一年級識字開始，他就在母親指導下寫日記，背唐詩。因為他小學的根基好，使他在中學成績突出，他讀的是河南省實驗中學，那是省裡的重點中學。第一年他就得了省優秀三好學生獎狀，年底時，他參加河南省友好使節存取團，存取日本。
那是他第一次出國。因為他太小，路程安排太緊，走馬觀花地跑，使他至今想不起多少有關日本的事情，難熬的只是對家的思念。去日本前，母親往他口袋放了50元人民幣備用。回中國後，在上海轉火車時停留半天，他用這半天時間去淮海路幫媽媽買了一件真絲T恤衫。雖然那時他的個頭才比櫃檯高那麼一點兒，但他把錢遞上去時，心裡充滿了歡樂。因為沒有錢買食品，他餓了一天一夜熬到鄭州，在火車站見到媽媽時，他已經餓得站不起來了。
因為母親的輔導，張征從小喜歡寫作，一九九三年“海峽兩地書”征文比賽，他得了三等獎。那年全國中學生“100個世界”作文大賽，他得了一等獎。1995年他參與了河南省語文電視教育片的攝製。在學習期間，他最得意是他任社長的“飛馬文學社”，那是河南省的學校中的第一個文學社，那時沒有電腦甚至沒有一台打字機，所有作品都是“手抄本”，小夥伴們齊心協力，抄呀、排呀，然後一本一本機發送呀，那種感覺真比得獎還令人興奮。
到了考試時期，一家三口都要爭桌子，檯燈總要亮到深夜。如今身在國外，累極了時，張征也想鬆弛一下，可是一想到記憶中的那盞檯燈，就仿佛看到那兩個勞累了一天的身影，於是又重新振作起來。現在回想起來，父母長輩本身的那種自覺拼搏才是對自己的最大鞭策。
二. 孤獨的海外遊子
“知子莫如父母”。也許張征父母特別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也許荒廢了青春的那段“土插隊”日子使他們有了太多的遺憾，儘管小張征已經成為同學和地區中佼佼者，父母依然決定將寶貝兒子送出國留學。
張征一開始死活不想離開父母。他依稀記得父親和其他親戚解釋，批評當時的教育制度，認為“高分低能”的現象嚴重，孩子的潛力得不到發揮等等。但父母肯將他這個獨生子送到海外，心腸之硬，實在使他不明白。“我不去國外”，他多次和父母說，“一拿到護照，我想把它撕掉。”他曾任性地表示。
但一個孩子是拗不過父母的。他最後還是告別了家鄉。
想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同樣北半球的奧地利，因為還有一個親戚在那兒，多少有些照顧。“第四代”留學生因為年齡小，他們沒有選擇學校的權利，父母因為擔憂孩子安全，只是選一個國家而已，而哪個國家有九里十八拐的親戚，就往哪兒送。奧地利是個美麗的國家，其音樂教育的著名也使喜歡鋼琴的張征動心。但那簽證太難了。也許張征太小；也許父母家庭經濟實力不過硬，經濟保證信用不夠，橫察堅審，半年過去了，仍然不見簽證。於是全家商定改走南半球，換成澳大利亞。首先聯絡的是昆士蘭洲的一所中學，幸運地簽證很快拿到了。
人生就是這樣，有時候一個小小的契機，就成為一個十字路口。香港轉機時，碰到了一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省的楷模國際學校（THE KILMORE INTERNATIONAL SCHOOL）的代理人。只有一頓飯的時間，他和父親均被說動了。事實證明，那次改動，正是他人生的又一個重要關口。在缺少指路燈的鄉野十字路，小小的一點啟示往往會決定漫長的旅程。
飛機停在墨爾本國際機場。張征前往維多利亞省的楷模國際學校報到了。
如果張征的目的是昆士蘭省的話，他將參加昆士蘭的高中會考HSC，（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如果飛機是在雪梨降落的話，他三年後拿的是紐省的（HSC）會考成績；如果雖然他在墨爾本下機，但不去楷模國際學校讀書的話，他畢業憑證將是VCE（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ACATION），這二種會考成績全澳大利亞承認。每年98%以上的澳洲學生聽從這種傳統的安排。但仍有2%的學生不進入這種會考體系，他們參加的是IB考試，楷模中學就是維多利亞省一所唯一採用IB考試制度的學校。
一說起VCE或HSC，所有的家長和學生都耳熟能詳，課程安排、考試方式、各大學或社會認可的分數等級瞭如指掌，但對IB，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IB全稱是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是全球性的高中考試。不僅不同於澳洲各省的會考，也有別於英國、新加坡的GCE A-LEVEL，美國的SAT，每年三萬多名學生從超過90個國家的770所頂尖高中（中國目前沒有對普通百姓開放）參加試題統一的一次大考試。所有試題均由瑞士日內瓦總部與英國威爾士考試總部統一出題，並且由遍布世界各個國家地區的2100個資深IB指定評卷老師，評定考試成績。
目前的IB考試大綱中列有60個學科，其中35種語言。每位IB考生需選擇三門主修課和三門副修課，每門課滿分為7分，另外每位學生要交一篇自選題目的論文（2分）和完成CAS（CREATIVITY ，ACTION，SERVICE）及二篇TOK（THEORY OF KNOWLEDGE）哲學論文（1分），總共加起來，IB的最高部分為45分，得24分以上的考生可以獲得IB的DIPLOMA，畢業憑證（相當於VCE憑證）。
很難簡單地評說二種考試制度的優劣高低。就好比維省的VCE的成功，早已在本機人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至少IB取代它的可能性暫時還沒有。但由於IB畢業文憑的畢業考試出卷和評卷全世界統一，IB學生的學術水準因此也較統一，畢業文憑被視為全球最高水平。各著名學府的認可，也給予IB學生諸多優惠，這是各國各自發行的高中文憑所不及的。
張征父母看中的是IB的國際性。他們清清楚楚地知道IB相對更國際化，更多一條通向世界的路。他們省吃儉用多年，在愛子身上傾註不僅是心血、積蓄，還有他們年輕時未曾實現的夢想。他們要的就是“國際”。
楷模國際學校符合這對夫婦的願望。楷模覓到了一個好學生。今日的楷模在亞洲各城市的招生展覽中，人們都會看到張征的彩色大照片，離校的張征仍在為母校作廣告宣傳。而張征也找到一個好學校，一座通向世界的橋。
三. 走上一條單行道
也許為了遠離城市的喧囂和誘惑，楷模國際中學的校址建在墨爾本北郊五十公里處，是一所男女兼收的住宿學校。（澳洲大多數私校男女校分開）
學生一律住校。7－10年級（初一至高一的課程都是為IB課程所設計的預備課程。）學校除了為學生安排密集的英文課程之外，並主要為學生加強較弱的學科。值得驕傲的是海外學生在該特殊的教學法說明下，不需要先進入語言學校強化英文，就可直接進入適合的年級入讀，最使張征受益的就是這一條。出國前，張征不會講英文。國內學的那點英文口語，等於白學。報到的那天，見了老師，他還是用手勢打比劃才交流起來。
老師後來查了一下，才發現他是第一位從大陸來楷模的學生。在二年多時間裡，邊他自己都懷疑能否成為一個合格的畢業生。張征很明白，他走的是一條單行道。他別無選擇，只要前面是條路，哪怕羊腸小道，他都只能一鼓氣往前走。
但張征出國後，沒有讓任何一個人失望。他知道自己小學、初中的水準一點不比這個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差。
這種時候，最能體現所謂人的素質，遺傳基因、家教學養、毅力體魄都經受了一次考核。實踐證明，張征是頂尖的，他用二年半的時間證明：用“抱大的一代”、“小皇帝”等稱呼他們這一整代人，至少是不完全的。
楷模有許多台灣和香港來的學生，他們大都有中產階級背景，除了經濟優裕之外，他們相對見多識廣，文化水準較為整齊。前幾屆楷模中學IB考試得高分的（超過40分）就有不少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他們回到香港也能進入頂尖的港大、科大。
有不懂的地方，張征謙虛地向台灣、香港學生請教，大家說國語，交流當然方便些。但英文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幾個月後，他的英文仍然落後全班。英文不好，對其他功課影響極大，特別是文科類，如經濟、歷史科目，聽不懂你還能回答問題麼？
楷模國際中學強調培養學生能力，如果仍是如中國中學那種對付課本和老師的教育，張征相信一定容易對付，但楷模要求的是論文。寫一篇論文至少要找四、五本書作參考。總不能隔幾分鐘去向人問一下吧。很多次，張征想回國了。在大陸讀書，死記硬背多一些，但他總是比別人好，如今那種優越感 毫無蹤影。好在不像中國學校那樣，老師評分排名次，否則，張征心想，他也許就是最後那一位了。
爸爸媽媽很遠，但他們知道這種時候兒子會碰到什麼，知道如何說明他。父母寄來了許多書，其中有描寫留學生在海外奮鬥的報告文學。小張征讀後很感動，他知道他碰到的困難，在他前面許多人都碰到了。許多前輩留學生因為經濟問題，處境遠比他窘迫。他記得最清楚是湖南去美國的王洛勇，因為英文不會說，波士頓大學最後將他除名，但這位窮學生，靠著用一顆小鵝卵石放在嘴裡練發音的不懈努力，最後成為百老匯歌舞台上的男主角。張征很快明白，比起人生中的很多挫折，英文不是一道鬼門關，說到底是心理關。
他抓緊每一分鐘學英文，吃飯、睡覺、上廁所。不僅向老師學，同學學，還主動和任何一個英文比他好的人學。廚師、宿舍管理員、司機，哪怕僅僅問一句話，他也不錯過。每一次開口時，儘管心中如一隻小兔子在跳，但腦中卻在下指令，“大聲一些，再大聲一些”。在上學下學的路上，他幾乎是邊走邊喊。上床前，他又閱讀和背誦前人的演講稿，如肯尼迪的就職演講、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一年後，世界最大的民間慈善機構扶輪社在KILMORE區召開集會，張征代表學校做了一次演講，演講的效果很好。沒有一個聽眾會想到，僅僅一年前，這位演講者才開始學英文。楷模的學生來自全世界，所以楷模的生活猶如“小聯合國”，學生能知道各國的風俗，交談熱烈，晚自休當中的小憩時間，人稱“泡面時間”，張征更是邊嚼速泡面，邊和人聊天，學英文。
人生有多少天？張征算過了，才二萬多天。他說一個人一定要知道如何去珍惜每一天。他認為出國讀書的選擇是對的，讓他面對一種全新的挑戰。僅就機會而言，不是每一個想要的孩子就可獲得的。
要是用拼命苦讀來形容張征的留學生活，說他也像過去書上說的一樣，類似於“頭懸梁，錐刺股”，那就錯了。張征沒有古人的那種覺悟，張征玩得不比任何一個同學少，他喜歡足球，而在橄欖球遊行的澳洲，要每週在電視上看一次足球也不是易事，但這個曼聯球隊的擁護者，很少錯過機會。高爾夫球，他也玩得不比別人差，滑雪、騎馬，他樣樣玩過，而且精。他告訴我，有一次，去雪山滑雪，他第一天還不會滑，在初學者區，但第二天，幾個同學把他“騙”到陡坡速滑區，讓他自己下山，“真險，要不是抱住一棵樹，我摔下懸崖了”。今天回憶那次險情，他仍然有些後怕，“我是光著腳，提著雪撬回營地的。”他說，“那次經歷之後，第三天我就進速滑區，還成了滑雪老手，就人生而言，那次之後我也覺得我長大了。”
但在心靈上，他仍然是個孩子。拿起電話想到兩鬢開始發白的父母，他就想哭。“父母的奮發一定比同齡人多，其中一半為了工作，一半為了我。”中秋節他總是找個角落，一邊看著圓圓的月亮，一邊給父母打電話。有一年父親在香港出差，母親一個人在鄭州，於是三個人在三個地方，透過電話訴衷情，結果，話筒裡一片哽咽抽泣，三人都哭了。
張征認為假期最難過了。如果不到父母身邊的話，他就感到難熬。他羡慕台灣、香港同學那份瀟灑，驚嘆那份“無家可歸的歡樂”。他們可以三年不回家，假期就帶上背包去海邊，去中部。有一個台灣孩子，一年打回家的電話費才不到一塊澳元。“我做不到，我相信中國來的孩子都做不到。”出來前，張征離開父母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半個月，如今一下分開在兩個半球了。
一年後，張征的功課就不再成為老師和他頭疼的事。好像“墨爾本杯”賽中的一個常見景象：半場過後，或臨近終點時，一匹後勁十足的靚馬，不負眾望，在電視的聚焦點上，在數百萬甚至數千萬觀眾的期待中追了上來了。
四. IB考試中的佼佼者
全世界加入IB考試體系的學生，都如臨大敵地對待每年僅二次的IB大考。
張征最後的總分成績是44分，離滿分（45分）只差一分，不僅破了學校的記錄，也是98年南半球僅有的9個同樣高分學生之一。
外國第一語言中，張征選的是中文，這不僅因為他從中國來，有初中的根底，更因為他熱愛中文，認為這個“外語”對他的一生都將起決定作用。
但外國的中文要比大陸的中文“難”多了。平時上課就是寫作，寫評論。大陸中學裡，大學裡的那麼多考題，到了海外都變了問答題和評論題。考試這東西，到了外國就是花樣繁多，但絕不是如中國的考試，把學生往“死”裡考。
中文考試分三部份，口試佔30%。如在《紅樓夢》一書中挑四十行文字，評論15分鐘。所有過程由幾位老師監督，錄音帶錄下，最後由海外專門指定的IB老師評分。
楷模國際中學的中文和美術教師是洪丕森先生。洪丕森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曾任教於蘇州工藝美術學院，是著名作家洪丕漠、洪丕柱的弟弟。他長於中文，又以畫家聞名於澳洲。作品在中、日、韓、新加坡、義大利、澳大利亞多次展出，並為許多國家藝術館收藏。他擅長油畫、水彩、水粉、裝飾畫、中國畫和中國書法。發表了大量的中西美術文章評論，也是最早獲澳大利亞獎學金來澳學習現代裝潢藝術的中國藝術家。洪丕森繪畫熱衷研究中西結合的畫風。同樣在中文教學上，特別是論文寫作輔導中，他也主張方法上強調差異，理解上求同存異，教學上中西互補的教學觀念。洪老師為人謙虛，忌諱沽名釣譽，澳洲美術界一些華人稱其為“畫壇隱士”。55歲的洪丕森受聘於國際楷模學校多年，一邊教中文，一邊兼職教美術，同時又攻讀碩士學位。張征每天晚自修至深夜，總能看到洪老帥臥室亮著的那盞檯燈。他不僅從洪老師那兒學到寫作技巧，學到洪老師為人處世的作風，同時背景相近的二代人亦在楷模校園中相互鼓舞，奮進。
洪老師不僅在繪畫上把中國畫和西洋畫揉和在一起，創造一種嶄新的畫風，同時在中文教學上，他也能因材施教，用西方實用的教育方法去理解和表現東方濃厚的文學藝術。每次聽洪老師課，張征總聽得津津有味。洪老師的師範底子畢竟扎實，從來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因為洪老師說了，“你不理解，死記硬背又有什麼用？”學校裡，張征和洪老師關係最好，不僅因為同是來自中國大陸，更重要的是兩人對母國的歷史文化教育的理解。心有靈犀一點通，有這樣好的中文老師在身邊，張征中文學習受益不淺。
張征那天口試時選的是曹禺的名劇《雷雨》結尾，繁漪和周衛、周萍的那段衝突。那15分鐘講述他表現從容不迫，他太熟悉那幕戲的背景和人物心理了。考試結束後，考官們微笑著告訴，最後的分數要等錄音帶寄到耶路撒冷大學，由那兒的一位漢學家評審後才知道。但張征心中已感到十分踏實。
除了口試佔30%之外，中文筆試也佔20%，因為IB比較強調國際性，筆試的內容規定是自選二篇世界文學寫評論。
張征的第一篇論文是《評＜戰地春夢＞中的雨》。透過分析海明威的世界觀尤其是對戰爭的看法，他總結出“雨”是迷惘和悲觀的聚合物，既是作者宿命論觀點的代言人，更是控訴和抗議戰爭的武器。“雨”構成和突出了美學意義上的舞台背景，表達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內涵。
張征告訴我，寫完這篇評論，對他看海明威的其他作品，有極大的說明。再去看海明威作品的電影時，就很容易領會導演的一些手法和用心。張征的這篇評論發表在墨爾本中文周報《大洋報》上。世界文學科目的另一篇評論是《從夢的錯亂碎片看扭曲崩潰的人性——試析＜推銷員之死＞與＜欲望號街車＞中威利和布蘭奇的精神＝世界。顯然，這題目對海峽兩岸普通中學生來說也非易事。張征也認為評現代派的戲劇難度要超過小說和電影，他不認為自己寫得很滿意，何況這二部戲劇是亞瑟?米勒和田納西?威廉斯的成名合作。但這篇文章花去了張征很多時間和精力，有很長一段時間，文章的景象也出現在他自己的夢中。
中文考試的餘下50%分數是當場筆試完成，一共四小時。前二小時的考卷上印一篇評論，或者一篇散文，甚至公一首詩，要學生安下心來一篇評論，字數不限。目的是檢閱學生的分析、表達能力；後二小時則採用西方教育中常見的比較學方法。張征碰到的題目是《論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
張征沉穩地應答。中文作為張征的外國語，為他拿了第一個滿分（7分）。
英文考試是最重要的一門。中學畢業的英文考試，絕對不會僅是語言學意義上的考試。張征構思口試文章時就知道這一點，1998年澳洲社會最大的話題就是由昆士蘭省一位女議員波琳?韓珊為首“一個民主黨”（ONE NATION PARTY）,所挑起的各族歧視逆流。當時，“一個民主黨”從鄉村包圍城市，在昆省選舉大勝後，又在紐省取得了11%的支援率。澳洲朝野嘩然，沉寂多年的“白澳主義”和一些種族主義分子卷土重來，許多移民特別是亞裔移民憂心忡忡。學校裡的IB聯絡官NAIDOO南度是南非黑人，因為受不了種族歧視迫害，才帶著孩子來到澳洲。張征也為南度的故事震動。張征選擇這個題材，在畢業大考的考試中予以迎頭痛擊。他認為這種機會本來不多，既然碰上就不該錯過或者繞過去，既可鍛煉自己的英文技巧，也可表現自己的思想觀點。
首先，他從民權俯視馬丁?路得金的著名宣言的第一名：“我有一個夢想──”開頭，講到今日，馬丁?路得金被暗殺40年後，移民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世紀末的科技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為什麼種族主義會有回潮？正好那時澳洲的電視和美國CNN有線台在播放對三個白人的審判：他們曾將一個搭車的黑人，拖在車後“分屍”。張征將這一材料拿來舉例，作旁證。
其次，他談到許多被歧視的人在被歧視時，也在歧視別人。他毫不違言提到一些黃種人對黑種人的歧視，並說明我們今天的許多人在被人歧視時，也在歧視自己，張征呼籲每一地方，每一階層，每一種族的人都要從地球村的角度，從自己的長遠利益去反對種族歧視。最後張征用路德教一位教父的話結尾：“殺到我本人時，已經沒有人可以幫我了。”
英文考試張征也得了滿分（7分），整個考試，材料豐富，旁征博引，猶如在演講一篇時事檄文，而不象一篇考試作文了，這樣的文章能不得高分嗎？
地理科的那七分也不容易，一共要寫5篇論文。當然這種文章強調的是資料。其中有一篇是分析墨爾本市中心的規劃佈局是否合理，他為這一篇文章搭火車去墨爾本三次，站在幾個路口，用計數器檢查車流量，輔導老師認為他測出的SPENCER STREET和FLINDERS STREET車流超負荷的結論對墨爾本正在規劃建造中的DOCKLAND科技城有參考價值。
另一篇是調查BOURKE STREET樓價和樓高的關係。他選這個題目是因為透過這條墨爾本最熱鬧的馬路（集中了市中心三家電影院和十多家咖啡館，四十多家著名商店），他可以瞭解現代城市樓價和地價的一些規律。調查結果和西方城市的房產規律吻合：地皮最貴的地段，樓層最高。
地理科張征也拿了滿分。
其他科目如數學、環境等，他都得滿分或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張征的畢業論文，雖然這是6個科目之外的考試，只佔2分，但張征抱著每分必得的信心去爭取，他選用中文去對付這門考試，論文題目是《李煜後期詞中的思想感情之“真”》，為了節省篇幅，或減少詞不達意的評述，筆者僅在此摘錄論文的《前言》中的一段：
筆者自小喜歡詩詞，對李煜後期詞尤為鐘情。日久發現有此同好者，不論學界前輩還是同學少年，實為不少。出國留學兩載來，恒以李詞相伴。每有感情變遷，輒以其詞排遣，常感“於我心有戚戚焉。”為之聯想到一系列問題：是什麼使李詞有如此之高的藝術價值？為什麼其作品流傳千年，仍能使讀者產生無盡的共鳴？為什麼與他生活的歷史時代不同，生活際遇、意識形態不同的歷代人，不少都曾愛好與傳頌他的詞篇？那個使李煜高立於詞家之林的奧秘究竟是什麼？
文學評論上關於人性有無之爭，筆者學歷與尚淺，無法對此深究，但筆者深感，如果人類有某種共同感情的話，李煜詞一定是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這種感情，才使它深受愛戴，歷久彌新。
張征在評論作為詞人的絕筆之作《浪淘沙》時寫道：
詞中水流失矣，落花盡矣，春歸去矣，而人亦不敵斷腸之愁，摧心之哀，行將去矣。詞人自唱挽歌，血淚盡而心力瘁，可以說是用生命的代價而凝鑄成的血書。正因如此，他的詞格便升華、崇高了。我們探求的、欣賞的、感動的，便不只限於詞章，而是一種人性的表現，一種可貴的文學人生精神了。
論文分前言、李煜的生平、李煜後期詞中思想感情之“真”、李煜後期詞中藝術表現之“真”、對李煜詞的若干思考、小結，全文5千多字，分門別類，洋洋灑灑，一氣呵成，突出李煜詞由於感情真摯、藝術高超而使個人的悲愁引起今人古人所共有的若干感情共鳴，如傷今懷往、家國之思、生命短暫、人生常恨等。在洪老師指導下，張征這篇文章不失為一篇用中文寫中國人的IB考試範文。
五. 總是上台領獎的中國人
今日的張征碩果累累。他已經5次獲楷模國際學校校長特別獎，三次獲學習全優特別獎，97年他得到愛丁堡公爵銀質獎章。98年，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公務到訪楷模區，張征和校長二人作為學校代表會見了總理。1998年楷模國際學校畢業典禮上，他獲得了成績最優異獎。因為他的IB考試成績總分高達44分，在南半球排名第一。
同時，張征還獲得ECIS（歐洲國際學校聯盟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國際理解獎）。二年中，這個叫BRYAN的中國人名字還經常見於當地的《自由報》。
是選擇大學的時候了。美國的哈佛、耶魯，英國的牛津、劍橋，澳洲的墨爾本大學、雪梨大學，都曾是張征考慮的學校，最後，學校中IB聯絡官南度先生（NAIDOO）的建議給了他許多啟發，他決定報讀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CE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一般英文簡寫為LSE，中文叫倫敦經濟學院。
由於IB學製嚴格性，教育水準的高難度，所以，IB的成績一直被公認為世界預科（高中二年級、高中三年級）的最高水平。所有一流的大學均公開他們接受IB學生的分數。如牛津和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耶魯均要求入學分數在36－40。
LSE是屬於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一所學院。目前在全英大學1998年綜合排行榜中名列第三，僅次於牛津和劍橋大學，是一所以社會科學譽滿全球的著名大學。在社會科學方面尤其是經濟學（ECONOMICS）來說，在全英排名第一，在歐洲亦是如此，同時和哈佛商學院一樣是世界六大經濟研究中心之一，在其教職員在有五位榮獲諾貝爾經濟獎。從建校104年來（自1895年），共有23位畢業生聘任首相、總理或各大銀行行長。目前，30位現任英國上議院議員，31位現任下議員也畢業於該校。另外包括前港督衛奕信、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最近因量子基金和亞洲金融風暴而舉世聞名的索洛斯等人都畢業於該校。
張征清楚地記得決定申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後，辦證明，聯絡推薦信，直到了10月12日下午5點鐘才停妥，一算時間，寄到倫敦特快專件也要三天，而10月15日報名就截止了。當時郵局已關門，張征總是碰到好人，NAIDOO夫婦果斷決定親自送機場，走在飛機起飛前交到機場特別處理部。那天正巧天下著大雨，而那天如果不超速開車是來不及的，看著雨中駛出的汽車，張征眼眶濕潤了。
12月8日，學院郵件來了，是“有條件錄取書”。1月4日，全部成績出來了。大學的回覆很快：提前給予“無條件錄取”。
入學時間是10月份。一貫珍惜時間的張征又在墨爾本大學報了商科，讀半年課程。在這段時間裡，他先後收到墨爾本大學、雪梨大學、紐省大學、美國費城大學、希臘和柏林大學等學校的入學通知書。
真是國際化的文憑，換來國際化的碩果。
四月的墨爾本，秋高氣爽。綠茵茵的草地上，灑滿了中國榆樹的黃葉。雅拉河面上賽艇如梭，在中央火車旁的咖啡店裡，張征忙裡偷閒，和我一起喝咖啡。面對自己的初戰告捷（張征將自己獲得高分，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認為是第一個戰役），他現在非常感謝父母，“當年硬著心腸，傾全部積蓄，甚至不惜舉債，送我讀書，父母是最偉大的。我相信他們當時心裡也不好受。”張征回憶說，1988年，父母和他去杭州旅遊，因為節省錢，白天三人珍惜每一分鐘，沉湎在西湖的迷人風景中，可晚上三人擠在又髒又小的旅店裡，睡的是統鋪（十幾人一排地睡）。想到那次杭州遊，張征告訴我：“怎麼報答父母都是不夠的，我有一個願望，不久的一天，用我賺來的錢，帶上父母一起，環遊世界。”臨別時，張征告訴我，“去倫敦讀書前，我要回一次中國。看望父母，看望奶奶、外公外婆。在英國讀書時，我希望能找一分能學到知識的工作，自食其力，養活自己。”
在談到大學之後的未來時，張征沉思了一下，“我想我學成之後會回中國去，那並不是以前別人說的報效祖國，因為那兒有太多的機遇和挑戰，有很多有意義的事可做，我想我一定會更努力的。”
站在這樣的孩子面前，我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第四代，放射著希望光芒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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